首页 -> 2008年第2期

来自荆棘人生的刺痛

作者:张学昕 于 倩




  
  二
  
  古希腊哲学一直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真正与宗教感情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祗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作为戴着枷锁的舞者,人永远无法解开命运之谜。对于孙书林笔下的漠南人民来说,外部世界的神秘莫测,大自然的不可驾驭,人生的变化无常,使得他们对于命运的理解有着与古希腊哲学的命运观相通的地方——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命运观。这里,任何企图和命运反抗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命运的终点最终指向悲剧的时候,抗争和逃离都显得更加无力,命运对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性和不可改变性。
  如果说孙书林的前两部作品《穹庐惊梦》和《血恋》还仅仅从人性和兽性这一二元悖论的表层对人性进行深刻审视的话,那么《百世苍凉》无疑在人的原欲需求层面加深了对人类存在的双重困境以及对生命存在的两难现实的叙述,情爱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常量,也成为故事的主要来源。需要注意的是,从性爱的角度探索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反映了作家自觉的人性关注的美好愿望。作家是以一种健全的人的社会理性来正视人性的问题,在封建伦理与生命本体的冲突中,以另一种高扬的人道情怀,确立了性欲在人性中的重要位置,凸显、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的审美价值,赋予本真的原欲以辉煌夺目的人性之光,张扬了本能生命力的强大支配作用。小说的基本结构是情爱事件的线性结构,比起前两部作品,他的抒情化方式已经大大延缓了情节的延伸,加重了对过程和心理的刻画。作家在这里讲述了一个关于循环和重复、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和命运的矛盾关系,关于蒙昧与文明的冲突等等颇具哲学意味的悲剧,一个关于情爱欲望所引发的古今悲剧。小说主要由两条情爱线索结构全篇,一条是400年前和硕静文公主和情人色旺以及她的女仆侯莹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爱欲挣扎,一条是侯莹的后裔侯芳在当代与大作家“我”和色旺的后人白音之间的感情变化。这两条线索通过“我”对于那段没有记载的历史的挖掘以及我对侯芳经历的一系列事件的关注而串联起来,从而打通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完成了历史悲剧和现代悲剧的互相映照,同时将作家对于当下现实的强烈批判、对于民族劣根性的审视和反思以及对本民族未来命运走向的忧患意识融入其中。
  在《百世苍凉》中和硕静文公主首先是作为政治棋盘上的棋子出现的,她是父权和皇权的牺牲品。我们知道,联姻从古至今都是古代王朝、政权、部落之间或其内部经常采取的一种政治联盟手段,这种方式在清朝表现的更为突出。清廷与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的大规模的持续的相互通婚,并辅以其他手段,使得蒙古王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利益方面,而且在血统和心理上均与满洲贵族结成牢固的联系,进而加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来到蒙古之后,静文不但没有体会到新婚的喜悦和甜蜜,反而成为丈夫发泄兽欲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静文作为一个女人本身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期待均化为无望,于是她将一个女人对于美满婚姻与和谐性爱的渴求深深的埋藏于内心深处,将父权和皇权赋予她的“使命”承担起来,并且不断地劝说自己接受她已经认识到的命运。静文积极地投身于蒙古地区的政治改革,在底层人民和官僚阶层中都赢得了相当的口碑,并运用宗教实施着对于蒙古人民的精神控制。然而她心底的那份压抑与渴望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安排,在色旺学成归来的时候,公主心底渐渐熄灭的火苗被一下子释放,显音寺所卜之卦开始应验。色旺唤醒了静文对自己身体的觉醒,性本能的凸现与原欲的燃烧让她想尽一切办法制造她与色旺亲近的机会,情爱让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但是她和色旺的关系既是情人的关系又是主仆的关系,这份情爱本身就不是对等的,她一方面需要色旺的关爱,一方面又控制色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政治砝码的她竟然让自己心爱的人也沦为政治上的牺牲品,这无疑是她的可悲之处。当静文知道色旺和侯莹私奔后,失去爱情的痛苦和被骗感激起她强烈的忌妒心与无法扼息的愤怒,她割掉侯莹的舌头,完全不顾十几年的远远超越主仆关系的姐妹之情,强烈的占有欲使她走向疯狂,权力也离她而去,所有支撑她活下去的人事都消失了,她自己也生不如死饱受折磨。
  如果说静文的悲剧在于对命运的认同和屈从,那么色旺的悲剧则在于对命运的反抗与逃离,在摆脱命运的过程中色旺经历了人——神——鬼的悲剧路线。显音寺住持桑布佳措在色旺年幼的时候便预言他会因情欲而招致杀身之祸,于是将他带回显音寺,原本为了避免悲剧发生的举动却正是命运之神的旨意。他长大成人之后,果真没有逃脱这个预言。身为出家人的色旺,不顾宗法约束更弃常人的“伦理道德”于不顾,尽情地享受与公主的欢爱。作家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对性爱的渴求和情欲的冲动始终是无法回避的生命现象。然而一个人,不管他向哪一个方向转动,他都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他只能困在这个圈子里行动。但是人的自由自觉本性又促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满足于事事受到牵制的现实,不甘心被外力随意摆弄,于是奋起反抗,只是这种反抗必定会遭到打击和摧残最后以失败告终。悲剧就是这样形成的,悲剧的展开就是人的社会生活主体性被压抑,被毁灭的过程。色旺的本性中带有马背民族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草原的向往,他的根在草原上、在民族大家庭的怀里,宗教教育不但没有让他屈从于和硕静文的安排,反而让他更加明确自由才是自己骨血里的向往,权力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他更不会做权力的傀儡。他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格外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公主对自己的爱,也知道公主利用自己来完成她愚化本民族人民的政治目的,他更明白公主不会放弃一切随他在草原上骑马奔驰。他对公主有情意,但是这份爱还不足以抵消他对满清政府愚民政策的抗拒,还不足以让他交换一生的自由和作为蒙古人后代的尊严。然而当他脱下袈裟满心希望地带着侯莹回到属于他们的世界时,却未曾想到曾经将他视作“神灵”供奉的蒙古人民却不能容忍主动要求还原为“人”的色旺,让他视以为根的民众将他们当作鬼魅,不停地驱赶他们。这里,将他们逼上绝路的不是权力,而是所投奔的人民。他从他们中间里走出,企图再次回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却被排斥、驱赶直至抛弃,这种伤害无疑更让人绝望。
  故事与现代都市的生活节奏变换对于作家和读者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百世苍凉》并没有停留在历史故事的纠缠上,孙书林又将笔端注入现实生活。古今两条线索并没有平行开来,而是互相交错糅合在一起,在“我”的组织下展现着悲剧命运的循环。侯芳的悲剧命运似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她的失败让我们发现历史与现实惊人的相似性,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向前看的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侯芳怀着美好的愿望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她想要赚钱给村里建学校、修公路,可是却不断受到阻碍。感情上,与她相恋多年的白音不但对她的事业不予支持,反而害得侯芳的二妹家破人亡。她喜欢的大作家“我”,在知道她怀孕之后不但没有勇于承担责任,反而向后退缩。侯芳用自己的身体与美貌完成着资金积累委身于史密斯,但是她为村里修路的心愿却不被当地人民所理解,乡亲们不让她修通十三敖包公路的原因竟然是愚昧的风水观念。美好愿望的实现要以牺牲自己的感情、身体、幸福为前提,故事最后侯芳只能在艾滋病的折磨中痛苦的死去。这里,历史人物虽然相距400年光阴,然而悲剧命运却不谋而合,承受的牺牲越多,悲剧意味也就显得越发浓重。无论是古代的和硕静文公主、色旺还是现代的侯芳,他们身上均体现出作家对本民族惰性和愚性的强烈的现实批判。民族的进步史永远与个人心灵和情感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将人类重大的冲突从善与恶的斗争的天真的解释中解脱出来,并在悲剧的照明下去理解冲突,乃是人类智性一种巨大的能力”。然而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悲剧美的核心或关键也许就在于让人类精神的高贵和尊严得到尽情的展示。对人类悲剧意义的整合乃是为了更加深入地发掘悲剧经验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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