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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起源的达尔文理论与劳动创人论①

  
达尔文理论

  1859年,进化论者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巨著《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简称《物种起源》)。他在该书中,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指出:生物不是固定不变的;物种通过遗传与变异、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引起性状分歧而进化。揭示了生物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解释了不同物种的起源。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的要点是什么呢?达尔文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潜心研究,特别是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人工选择的实践获得启发而建立起来的这一学说,其核心思想是“自然选择”。他认为,既然在农业选种和畜牧育种上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工选择”,那么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动力只有具体的自然界,即“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学说的要点为:
  ①原载《崛起的文明——人类起源的文化透视》,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遗传与变异。自然界中的生物普遍存在性状的变异现象,这种变异包括:常规的一定变异和稀少的不定变异。它们都是能遗传的,尤其后者,是自然选择的主要材料。
  2.生存竞争。生物个体的繁殖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但事实上能存活的个体却不多,这是由于自然界中生物存在为生存而竞争的机制。这种竞争可以发生在同一物种内的不同个体之间,或者不同物种之间,甚至生物与外界的生活条件之间。
  3.自然选择。一方面生物在不同生活条件下发生变异,另一方面生物之间、生物与无机界之间又进行复杂的生存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利的变异都会对竞争有利,从而获得生存机会。不利的变异则无益于竞争,反而会造成个体的消灭。这种过程叫“适者生存”或“自然选择”——仿佛自然界在起着这种选择作用。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使得生物能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生活环境。
  4.性状分歧。生物进化就是对环境的适应。由于适应不同的生态条件或地理条件,促使物种发生分化,产生形态构造上的许多差别。这个过程反映了生物诸性状的分化,也就是“分歧”的过程。由此造成不同的新物种,生物就是这样进化的。达尔文还指出,生物进化是一个渐变的连续过程,生物起源于共同的祖先。达尔文的这一生物进化理论把原先生物间毫无联系、神造和不变思想赶出了生命科学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生物学的发展。
  达尔文本人曾承认,对于生物遗传的规律他并不完全了解。事实上,当时的遗传学尚处于发展的古典时期,以后,近代科学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挑战主要也还是来自遗传学进展而产生的新概念。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一书,他在该书中运用自己有关生物进化的全套理论来研究和证明人类起源于动物,确定人类在生物界的位置,以及人和高等动物之间的血缘关系,用“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
  首先,达尔文研究了人类的变异性,肯定人类同动物一样,是具有变异能力的,而且各种变异具有遗传性,不仅身体结构、生理特点可以遗传,而且连精神和心理特征也能够遗传。
  其次,他认为人类也同样受到支配生物进化的各种规律的影响。人类的形成跟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在“自然选择”的复杂影响下进行的。
  他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之所以能比其他动物占优势,不仅依靠自身的体质,另一方面还依靠自己的高度智慧和社会习惯——互助互援的道德心及合群性等。智力的发达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条件,高度的智慧又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这是人类明显进步的重要因素。
  接下来,达尔文用“自然选择”作为进化动力,像解释其他动物的演变一样,解释了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所有的一切变化。如直立、双手、牙齿、颅骨、脑、智力以及人的智慧的各种特性等,甚至社会的各种特性、人类的社会习惯以及道德、伦理等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关于各人种之间的差别,如肤色、发色、脸部的形态等,不同的人种是不一样的,达尔文认为这不能用不同的生活环境条件来解释,也就是说,只用自然选择的一般规律还不能完全解释得通。他便用所谓“性选择”来补充,认为不同地区的男女审美标准不一样,通过性的选择(就是选择配偶)和遗传性,使男女性状分化逐渐明显,这就促使形成了不同的人种。
  达尔文就是这样通过自然选择加上性选择,来解释人类的起源和人种的起源。
  那么人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达尔文搜集了大量的科学资料,证明人类和某些动物,特别是与猿猴类在体质结构上有相近的关系。胚胎发育也证明人起源于动物;人身上还有部分已经退化了的痕迹,叫遗痕器官,如动耳肌、第三眼睑、盲肠、尾椎骨等;还有返祖现象,如个别孩子出生的时候还留有尾巴,脸上长毛,以及个别妇女有双子宫等。达尔文根据这些事实指出,只有承认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才能解释得通为什么人和动物有些相似的特点。
  达尔文认为类人猿是哺乳动物中和人最相近的亲属,人和猿在根本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此,人和猿不可能是各自单独发展来的。他推测人类来自旧大陆的某种古猿,并且谨慎地指出,这种古猿不应该和现存的类人猿相混淆,因为现存的类人猿无疑已经沿着本身的发展道路“特化”了,和人类的祖先古猿不一样了。达尔文根据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古猿化石(林猿·方顿种)认为,在中新世晚期已经有比较高等的猿类从低等猿类中分化出来,因此推测人类从狭鼻猴类分化出来的时间可能是距今约4000万~6000万年之间的所谓始新世。他还描绘了我们的直接祖先是一种古类人猿,最后得出结论:“可能世界为人类的发生作了长久的准备,这是对的,因为人类起源于一连串的祖先,这一连串的祖先中只要失去其中的一环,就没有人类了。”
  经过达尔文等人的不懈努力,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科学的解释。人是动物长期发展的产物,现代人类和现代猿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人猿同祖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定论。在大量的科学事实面前,在人类起源于动物的理论面前,上帝造人说站不住脚了。达尔文从理论上把人类从上帝手里解放出来了。虽然当时证明人类起源于古猿的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方面的直接材料还不多,达尔文却相信并且预言,将来会发现这些材料的。   
对达尔文理论的质疑、补充和发展

  100年过去了,达尔文的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现代科学的发展又指出了该理论的不足之处。我们在评价达尔文的理论时,首先应知道该理论体系建立之时,遗传学的研究尚未像今日这样深入,仅对染色体、基因有所认识,而对更细微的结构,如核糖核酸(RNA)、脱氧核糖核酸(DNA)还茫然不知,况且人类化石的发现尚少。直到近代,遗传学的研究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产生了现代达尔文主义(又称新达尔文主义)。还有,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而产生了“中性突变学说”这一新的分子进化理论。这些新学说或是补充了达尔文理论的不足,或是对它提出了挑战。但不管怎么说,它们并非是对达尔文理论的全面否定,而是更完整地、更接近本质地丰富和完善了地球生命科学的理论。
  就拿新达尔文主义来说,它又被称为“综合进化论”,它是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对达尔文进化理论做了补充。它是以群体为单位而不像达尔文以个体为单位,来研究遗传与变异问题,它的基本论点是:生物是通过变异、选择与隔离三个相联的环节使物种产生分化,形成亚种,然后由亚种再发展为新种的过程。该理论认为,遗传的变异有“突变”(包括遗传因子——基因的突变和基因载体——染色体的歧变)和基因的不同组合两类。由于遗传物质的变化,引起了机体外表性状(所谓“表型”)的变化,这就为生物的进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源。
  新达尔文主义的“选择”仍是指自然选择,它是进化的主导因素,它能导致群体的分化和发展,导致物种的分化和新种的形成。而新种的形成条件又是“隔离”——主要是空间性的地理隔离和遗传性的隔离两种。这就是阻止不同群体在自然条件下相互交配的机制,因此,就能保持不同群体各自独立地进化,可以造成表型的不一致,原来的种分歧发展,通过亚种又形成新种,从而使原来的一个群体分化。总之,新达尔文主义描绘的生物进化图像是生物表型上的进化图像,因而它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它未能在分子水平上阐述遗传机制,故仍然是不完美的。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建立与发展,这一不足为另一新说“中性突变论”所克服。该理论认为: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进化是基于基因不断产生“中性突变”的结果,它也是在群体中产生的,而不像新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突变有好有坏那样,而这种“中性突变”既无好处也无坏处。它并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而是通过群体内个体的随机交配以及突变基因随同一些基因型固定下来或消失不见(即被淘汰掉),这个过程叫做“遗传漂变”。由于它完全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实际上就否定了自然选择,甚至还认为生物进化与环境无关,故此理论是“非达尔文主义”的。该学说对认识物种进化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基因突变在分子水平上进化的特殊性,这为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所不及。但它最大的缺陷是解释不了“基因型”(也就是某种可能性)怎样变成“表型”(也就是现实性)以及物种形成的原因,因此,它在解释生物进化上仍是不足的。在目前的科学条件下,它可以看做是达尔文进化论(包括新达尔文主义)的补充和发展。
  除了上述在遗传学方面对达尔文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外,在物种形成方式的认识上也有所进展。不少学者认为,除了达尔文所强调的渐变式缓慢的连续过程外,还有“爆发式”的物种形成过程。
  其实,无论遗传学的新进展也好,还是古生物学上的新发现也好,并不能因此而推翻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论点。事实上,这些新进展和新发现也为达尔文本人当时所始料不及。科学是发展的,达尔文进化论也是发展的,我们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达尔文的学说。   
劳动创人论的提出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恩格斯看做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将《物种起源》一书看做是划时代的著作,认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但同时他又指出,德国进化论者海克尔的进化论似乎比达尔文更高明些,他认为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用不着自然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决定全部进化过程。实际上,不管生物学和遗传学发展水平高到什么程度,生物进化的基本法则确实是遗传与适应的交互作用的过程。同时恩格斯对达尔文的人类起源理论也并非完全认同,他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陷,认为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主义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中间所起的作用。恩格斯为什么这样评论呢?为了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将恩格斯的理论简介如下:
  是劳动而不是别的什么创造了人本身,要论证这点,首先要确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劳动的作用不只于此,其作用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我理解有双重含义,广义地讲,不仅指从古猿转变为人,还包括劳动对原始人类的进一步改造,乃至达到现代人的水平,这种“改造”亦属创造人本身的范畴。狭义地讲,则为劳动在从古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恩格斯详细描绘了这个转变过程:各种生物是由原生生物逐步分化产生的。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人类双手的自由是由手和脚的分化达到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恩格斯在此文中还指出:“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例,而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那末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这里的“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从事于其他活动”指的不是别的,主要是劳动。在劳动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技巧,双手越加灵巧,这些特点一代代地遗传下去,而且一代代地有所发展。所以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随着双手逐渐变得灵巧,双脚也发展得更加适应于直立行走。双手的自由和直立行走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但是双手因劳动而自由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
  此外,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更多地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促使他们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引起了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迫切需要。为了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和一代代地传递所积累的经验,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由于劳动,引起了手和脚的分化,使得人直立起来,直立解放了肺部和喉头,古猿的发音器官逐渐得到改造,有可能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这就产生了语言。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
  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劳动和语言又给人类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脑髓的发达以强有力的推动。所以恩格斯认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与脑髓发达的同时,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特别是由于在劳动过程中产生了语言,人们可以借助于词的抽象和概括来认识现实世界、反映现实世界。这样,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人类特有的意识活动就这样在劳动中产生了。
  还应该特别指出:劳动、语言、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基础都离不开人类祖先的群体活动,也就是社会性的活动。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群体关系上的社会性是实现劳动创造人本身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作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的人,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就是说,社会是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同时形成的。随着社会的形成,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恩格斯在阐明这一论点的时候,把人类与猿类及其他动物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作了对比。他指出,猿类和其他动物满足于把它们所在的地区里的食物吃光,它们都“滥用资源”。恩格斯还强调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一般来说,人类的劳动都使用劳动工具,特别是人制造的工具。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里所指出的:“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
  人类制造工具就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所以人类第一次制造工具,就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劳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
  恩格斯在阐述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时,不仅指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且指出这个区别实际上体现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因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就这样,恩格斯唯物辩证地阐述了因劳动而产生的人的分化过程。   
劳动创人论与达尔文理论

  恩格斯所描绘的因劳动而产生的人的分化——人类因劳动而产生的过程已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对照达尔文的理论,就会发现在主要论点上两者几乎是一致的。
  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祖先在攀缘时手从事与脚不同的活动,在转变期愈来愈多地从事其他活动,这是手的专门化过程,这意味着工具的出现,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
  达尔文早在《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一书中就提出:“如果人的手和臂解放出来,脚更稳固地站立,这对人有利的话,那么有理由相信,人类的祖先愈来愈多地两足直立行走,对他们更有利。如果手和臂只是习惯地用来支持整个体重,或者特别适合于攀树,那么手和臂就不能变得足够完善以制造武器或有目的地投掷石块和矛。”他又指出:“我以为我们可以部分地了解他怎样取得最显著特征之一的直立姿态,没有手的使用,人类是不能在世界上达到现今这样支配地位的,他的手是如此美妙地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动作。”达尔文甚至还进一步认为:“臂和手的使用,部分是直立姿势的原因,部分是其结果,这似乎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导致了构造上的其他改变。”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提到:“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这里的劳动,按恩格斯的意见,是指真正的劳动,即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
  达尔文在强调工具为人所特有的论点时,引用了阿盖尔公爵的一段话:“制造适合于某一特殊目的的工具绝对只有人才能做到。”他认为,“这在人类和兽类之间形成了难以计量的分歧”,并指出:“无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恩格斯认为猿脑转变为人脑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语言和劳动。
  达尔文也曾强调:“语言的连续使用和脑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重要得多。”
  恩格斯认为,没有武器的人类祖先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以群体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弥补其不足。强调最社会化的动物——人,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祖先发展而来。
  达尔文也曾强调:“人类的力量小,速度慢,本身不具天然的武器等,可由下列几点得到平衡而有余……第二,他的社会性导致了他和同伴们相互帮助。”他列举了现代布须曼人(现在叫“桑人”)——生活在充满了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危险动物的南非——和爱斯基摩人(现在叫“因纽特人”)——生活在条件极其严酷的北极,他们都能生存下来,就归功于他们的社会性。他还强调,“任何人都会承认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类的早期类猿祖先很可能同样也是社会性的”。达尔文还指出:“原始人甚至人类的似猿祖先大概都是过着社会生活的,关于严格社会性的动物自然选择不时通过保存有利于群体的变异而对个体发生作用。”
  由上面的对照可见,达尔文并没有抹杀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实际上已意味着“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人的手脚分化,手的自由使用以及语言和脑的发展的辩证关系。那为什么还是遭到了恩格斯的批评呢?
  这是因为恩格斯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达尔文不一样。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了拉萨尔所提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点,认为劳动只有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将材料变为财富,由此引申到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其作用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虽然达尔文也谈到了工具的创造和使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的是“心智”的作用。达尔文提及人类的力量小,速度慢,本身不具备天然武器等可用下列几点得到平衡而有余时,首先强调的是:“第一,通过他的智力他为自己制造了武器、器具等,即使依然处于野蛮状态下,也能如此。”这里强调的首先是“智力”。谈到语言时,达尔文强调:“甚至最不完善的语言被使用之前,人类某些早期祖先心理能力的发展一定比任何现今生存的猿类强得多,不过我们可以确信,这种能力的连续使用及其进步,反过来又会对心理本身发生作用。”达尔文又强调:“人与动物在语言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将极其多的声音与观念联接在一起的能力几乎无限大。这显然取决于心理能力的高度发展。”这里的“智力”、“心理能力”,无不是“心智”的反映。
  由此,我们看到了达尔文等强调的重点所在。正因为恩格斯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强调的是人类物质生产的重要性和生产劳动的首位作用,自然会认为达尔文强调心智而看不到劳动的作用。平心而论,说达尔文看不到劳动的作用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在达尔文有关人类的著作中就曾引用过贝尔爵士的一段话:“人手提供一切工具,手和智慧相一致使得人类成为全世界的主宰。”按字面而言,似乎人手作用在前,智慧随其后。人手提供一切工具,岂能不包括劳动工具在内?在我看来,这里劳动的作用不是首位的也是与智慧相并立的(相一致的),恩格斯的“劳动创人论”实际上是归纳了达尔文人类起源学说的要点,是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再造,是政治经济学的人类起源观。相对之下,达尔文学说是生物学的人类起源观。两者出发点不一,而殊途同归。今天我们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应该看到他们理论的互补性,而不能将之对立起来。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劳动和人的智力的存在是互为前提的,两者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如果只强调一方面的作用而抹杀另一方面的作用,那么,人类起源的过程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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